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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弃儒从道”是个弯儿,探探究竟是为啥?


来源:道教之音     作者:朱越利     时间:2019-04-23 08:35:21      繁體中文版     

“弃儒从道”是个弯儿,探探究竟是为啥?

历史上有许多儒生、士大夫改弦易辙,转为道士。另有许多儒生、士大夫外儒内道。这些行为与表现可统称为“弃儒从道”。

弃儒从道的原因五花八门,因人而异。有的主要由客观因素所驱使,有的则表现出强烈的主观色彩。孔子主张“学而优则仕”,大多数儒生、士大夫都牢记孔子的这一训诲,以入仕和升迁作为生活坐标。家庭与社会也普遍地视儒生求仕、士大夫求升为天经地义之事,给予热切的期盼和赞颂。故而常见的弃儒从道之举大都围绕着“仕”字而演出。大致可归为两类:

第一类系主要由客观因素所驱使者,客观因素即仕途不顺。

一曰科举不中。如明代陆西星九试不遇,遂弃儒服,冠黄冠。陆西星弃儒服冠黄冠时心中是怎么想的,今不得而知。但可以推测,科举不中者弃儒从道,表示抗议者有之,另谋出路者有之,单纯图生计者有之。不过绝大多数还是与唐代吴筠相同。吴筠举进士不第,“性高洁,不奈流俗,入嵩山依潘师正为道士”。中国的儒生大都怀抱“达则兼济天下”的理想,但也做好了“穷则独善其身”的精神准备。弃儒从道之时,正是他们将这一精神准备付诸实践之日。

二曰为封建礼法所阻。如元代林灵真,虽累举不第,最后还是被授以官职,不巧恰逢丧母,依制无法入仕,遂舍宅为观,身为道士。林灵真只能自怨命苦,到道教中另寻出路。

三曰起用已晚。如金代王重阳47岁时方试武举中甲科。他并不像姜太公、朱买臣那样大有作为于大器晚成,而是感叹黄金年龄去而不返,半老时节始起步,已索然无味,遂辞官解印,黜妻弃子,拂衣尘外,效仿楚国狂人的放荡。日后则创立全真教。王重阳弃官时,盖心灰意冷,心中激荡着愤懑不平之气。

四曰身遭变故。如据说北宋张伯端任府吏时,冤死了自己的一名婢女。伯端在悔恨自己和反省封建司法制度的激动中,一把火焚烧了全部案卷,因此触犯了刑律,被遗戍。婢女案卷之事未必可信,但他因事没入兵籍之变故却有《悟真篇》的序言为证。他弃儒学而潜心研究内丹术,寻找精神寄托,实为没入兵籍、仕途断绝之功。太史公曰:“昔西伯拘而演《周易》;孔子厄而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乃赋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兵法修列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《孤愤》;《诗》三百篇,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”张伯端遣戍,遂著《悟真篇》。

第二类系表现为强烈的主观色彩者,主观色彩即不愿入仕。

一曰不应考,不应荐,青年入道。如晋代葛玄,备览五经,才术奇博,叔父力主他入仕,他却绝志岩穴,栖心烟霞,期与仙人为友。宋代彭耜富有才学,权势者鼓励他求仕,又主动提出将他推荐给朝廷,他却吟诗曰:买得螺江一叶舟,功名如蜡阿休休。我无曳尾乞怜态,早作灰心不仕谋。已学漆园耕白兆,甘为关令候青牛。刀圭底事凭谁会?明月清风为点头。

葛玄和彭耜对封建官场的专制主义深恶痛绝,珍视自己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,故而遁入道教,逃避入仕。刘宋陆修静将入道隐遁亦称为“独善”。陆修静隐居庐山瀑布岩下,萧梁陶弘景画牛明意,均可与葛、彭互相引为同道。入道避仕的做法颇有代表性。

二曰先儒学,晚年好道。如葛洪之师、晋代郑隐“本大儒士也,晚年好道”。《洞仙传·郑思远传》介绍他少为书生,晚师葛玄。郑隐终生未仕,以治儒学为乐趣。他转向修道,或许是拓宽治学的领域,或许是老年心理使然。因为有的人步入暮年,渐生朝露之感,对生活和世界万分留恋,因而倍加渴望长寿舆永生。郑隐盖在此情况下,放下于长寿和永生无补的儒学,求助于道教。三曰弃官入道。如唐代薛幽栖于开元中及进士第,调官陵郡尉。任期未满,萌生隐居林泉之意,遂拂衣去,服冠褐,出入青城、峨嵋间,先後栖真于鹤鸣山和南岳。薛幽栖大概对封建官场的等级森严、繁文缛节、虚伪肮脏极难适应,所以拂袖而去,奔向道教,返还自然,去享受朴素纯真、自由自在的生活。

四曰外儒内道。晋代葛洪年轻时立愿精治五经,著一部子书,令后世知其为文儒而已。《抱朴子外篇》问世,使此愿得完。之后又著《抱朴子内篇》,阐述道教义理。这是一条先儒后道的治学轨迹。在处世方面,他却是外儒内道。他曾统兵,受爵关内侯,又历任各种文职,最后求为句漏令。虽不能说葛洪宦海飞黄腾达,但也算得上仕途一帆风顺。不过,葛洪自幼便不慕荣利,誓不为官。他多次拒召、弃官,其为官乃势不得已。他出自本心而终生下气力去做的事乃在道教。晚年求为句漏令,“非欲为荣,以有丹耳”。

又如晋许谧(字思玄,一名穆,因曾任护军长史,故人称许长史)曾任一系列官职,但他“虽外混俗务,而内修真学,密授教记,遂行上道”。许谧外混俗务当亦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。葛、许两人或受或取儒之形式,弃儒之内容,从道方为实质。

除了上述两类常见者之外,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原因,不胜枚举,仅略述一二:

一曰避乱。如三国时期吴国左慈见汉祚将衰,天下乱起,乃学道。战乱时节,兵匪横行,玉石俱焚,左慈保命避难于学道。

二曰避新朝。如宋末郑思肖(字忆翁,又字所南)为太学上舍生,应博学宏词科。宋亡后他改名“思肖”,寓思赵怀宋之意,投身道教,拒绝仕元。郑思肖以入道来保持忠臣不事二主的气节。

三曰被度。如金代马钰本为儒生,曾补试郡庠。王重阳找上门来,每旬向马钰夫妇出示诗词各一首,令和。并赐梨一枚,令夫妇共食。前后共十次,诱其人道,被称为“分梨十化”。马钰被动地接受了宣传,遂出家入道。

四曰退休。如唐代贺知章长期供职朝廷,晚年因病恍惚,乃上疏请度为道士,求还乡里,舍本乡宅为观。还乡不久即寿终,唐肃宗下诏哀悼,称之为“故越州千秋观道士”,并追赠他为礼部尚书。贺知章请求度为道士,实为告老还乡。

五曰治学。如唐初孙思邈,7岁就学,日诵千言。及长,好谈庄老百家之说。周宣帝时,以王家多事,隐于太白山学道、炼气、养形,求度世之术。后多次拒绝入仕。卢照邻称赞他“道合古今,学殚数术。高谈正一,则古之蒙庄子;深入不二,则今之维摩诘耳。其推步甲乙,度量乾坤,则洛下闳、安期先生之俦也”。由孙思邈的学习成就可知,他隐居入道不只是避难,更主要的是为了研究医学、治病救人。可以这样说,道士生活对于他成为一位伟大的医药学家给予了极大的帮助。

六曰治病。清末陈撄宁童子试中了秀才,但却患了肺痨,为治病他跟叔祖学中医。一次偶读《参同契》和《悟真篇》,照着书练功,竟然治愈了不治之症肺痨。他本来幼年时偷读过不少道经,从此便各处参访,拜师入道。

七曰韬晦。如明初宁献王朱权为燕王朱棣所忌惮。朱棣即位后为明成祖,朱权改封南昌,每日韬晦,构精庐一区,鼓琴读书其间。明宣宗时,朱权日舆文学士相往还,托志冲举,自号臞仙。一意求仙的行为,盖示人以不问政治,无问鼎之心。朱权以奉道为韬晦之计。

弃儒从道的原因远不止这些。每个人弃儒从道的不同行为与表现之背后,或者反映着封建社会深刻的社会矛盾,或者反映着人与自然界、与自然规律之间的普遍矛盾,或者兼而有之。一部份社会矛盾的产生与儒家思想有直接关系,比如入仕的愿望与仕途不顺以及儒生士大夫“过剩”之间的矛盾。另外一部份社会矛盾和人与自然界、与自然规律之间的矛盾,是儒家思想无法解决的。道教既是入世的,又是出世的。其出世性格的一面,恰好能为仕途不顺、儒生士大夫“过剩”、不愿入仕、避乱、避新朝或韬晦的儒生与士大夫增开一条独善门径,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。毋庸讳言,弃儒从道也是中国儒生、士大夫软弱性格的一种表现。道教对长生不死的追求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界、与自然规律抗争的勇力和毅力,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界及人体本身奥秘的探索。这种抗争与探索促进了我国古代科学的发展,对弃儒从道的多数儒生、士大夫均有吸引力,对治学、治病者的吸引力更为直接。事实表明,在中国古代社会中,部份儒生、士大夫的弃儒从道行为与表现有它的必然性和一定的合理性,还带有一些悲剧性和进取性。

(本文选自朱越利《试析“弃儒从道”》,原载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10辑,第96~104页1996年8月第1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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